與其打擊醫藥代表 不如讓行業陽光化

梁嘉琳2020-08-07 17:17

梁嘉琳/文 近期,各地掀起新一輪對醫藥代表的打擊行動。比如,廣東省某大型腫瘤醫院發起突擊檢查,多名藥企的醫藥代表被醫院保衛處帶走調查,起因是在患者看病的高峰時段,醫藥代表聚集在科室走廊等候“日常拜訪”醫生,影響診療秩序。

這不是個案。

長期以來,反對醫藥代表行業的聲音認為,醫藥代表是中國醫藥灰色、黑色利益鏈的主要構成。參與國家醫保局招采信用評價課題的咨詢顧問王宏志告訴筆者,中國醫藥工業百強藥企里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司法機關、市場監管部門有行賄記錄,有一家企業7年涉案47起。“三明醫改”操刀人詹積富也透露過,為爭奪醫生對藥品的處方權,醫藥代表犧牲了患者和醫保資金的利益——醫院要從藥品加成中獲得1元利潤,患者和醫保資金就要相應多支出7.67元;醫生要從“回扣”中得到1元,患者就要多花費4元左右。

但是,醫藥代表是否天生就是惡人?醫藥代表行業是否被污名化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公立醫院從財政全額撥款轉向自負盈虧。受財政能力限制,原衛生部出臺了“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的辦醫政策,“以藥補醫”鋪滿公立醫院的自主創收之路。當時中國公立醫院、臨床醫生的新藥遴選水平差,診療規范性不足,更沒能力獨立開展藥物臨床試驗和臨床研究??鐕髽I的醫藥代表就有點像現代藥學、新藥研發在中國的布道者。在30年前的黃金時期,當西裝革履的醫藥代表進入三甲醫院,醫院領導都親自出馬,科室成員列隊迎接,掛橫幅、拍合影,視同貴賓,奉為師長。

醫藥代表開始從“學術型”轉為“關系型”職業,源于上世紀90年代中國醫藥制造、流通行業惡性膨脹導致的“小散亂”格局。到世紀之交,中國新增藥品批文已經上萬份,醫藥流通企業數量漲到16000多家。然而,公立醫院總盤子沒變,藥品醫院準入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明面上違法違規地請客、送禮、塞錢;暗地里虛高支付講課費、咨詢費、出境差旅費;或者打“溫情牌”每天給醫生買咖啡、送零食、接孩子上下學。

醫藥代表行業與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希望通過醫生資源實現快速致富,無可厚非。行業改革的關鍵,是推動醫藥代表的執業行為陽光化、合規化,站著把錢掙了。今年6月,國家藥監局公開征求意見的“醫藥代表備案管理辦法”已經明確,醫藥代表不是銷售崗位,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而是要回歸學術推廣、技術咨詢、協助醫務人員合理用藥等。

以此為標準,全國200多萬醫藥代表中,八成以上面臨轉型。處于金字塔尖的財務自由人士開始轉型營銷咨詢、戰略咨詢業務;處于塔身的大部分白領人士開始“惡補”日新月異的醫藥生物技術知識;處于塔基“跑關系”的業務員只能被清出行業。隨著更多醫學、藥學專業背景的碩士、博士進入醫藥企業醫學事務部,新一代醫藥代表有望顯著改善醫藥行業風氣。

但是,為避免醫藥代表像上世紀年代那樣再次滑入灰色地帶,我們仍然需要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

一是大幅調整醫院內部利益分配機制,避免醫院管理層的過度逐利行為,人為壓低了一線醫生的薪酬待遇水平,形成不同職級、職稱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別再讓醫藥代表以“帶金銷售”和“生活福利”的方式填醫院的窟窿。

二是加強醫藥行業自律與外部監督,建議在醫療、醫保主管部門的窗口指導下,由全國性醫藥協會出臺“陽光醫學事務”行為準則和行業公約,嚴格按照醫療專家的勞務技術價值測算勞務費、咨詢費水平(如:因參加醫學會議而少做一臺手術所產生的機會成本),杜絕“拼接待規格”“拼回扣金額”的行為。

三是做好醫藥代表“合規轉型”“下崗分流”服務,人社部門要聯合第三方服務機構,為他們提供醫學事務培訓,或轉至保健食品、健康管理、醫藥電商、零售藥店等其他行業的技能培訓,避免他們在“末日心態”下采取過激行為完成銷售目標,引發上文所說的醫藥代表被醫院驅逐、被監委調查問題。

(作者為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版權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經濟觀察網立場。
價值醫療、健康治理研究者,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健康智薈”學術思想平臺總編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客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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