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波蘭尼的《大轉型》和他的人生與學術

柳紅2020-08-03 16:27

柳紅/文

“19世紀的文明已經崩潰。”

卡爾·波蘭尼 (Karl Polanyi,1886-1964)在他58歲時出版的第一部,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著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開頭寫的第一句話,是他這一場思想之旅的起點。

對 于 一 個 經 歷 了 百 年 和 平(1815-1914)的19世紀文明在眼前崩潰這一現實,他是一位見證者:出生于19世紀奧匈帝國、參加一戰騎兵、目睹匈牙利革命、置身紅色維也納、度過經濟蕭條、感受猶太人命運、流亡英國、進入礦工生活……他要到遠端去找,從制度結構中探索文明的衰落。

波蘭尼將支撐19世紀文明的制度提煉成四種:均勢制(balance of power system)、國際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自我調節市場制(self-regulating market)、自由主義國家制(liberal state)。其中金本位制最為關鍵,正是它的崩潰,成為大變動的近因。而它的源泉和母體又是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是烏托邦。

《大轉型》出版是在1944年。幾乎同時,另一位來自維也納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指計劃經濟制度是烏托邦。乍一看,卡爾·波蘭尼與哈耶克的觀點針鋒相對。波蘭尼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政治建構的;經濟嵌含于社會之中,一旦要脫嵌于社會,就會受到來自社會的反向牽制,二者之間存在“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也就是說,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強加于社會,會有破壞力,引發社會不可避免的反向作用以自發地保護社會??傊?,在他的思考里,始終有比“經濟”更大的一個社會和自然存在。

哈耶克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新自由主義思潮標志性人物,尤其是受到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推崇,打開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路途。波蘭尼沒有哈耶克那么“幸運”,他年長于哈耶克13歲,1964年早逝,沒有聽到自己的理論有更多的回響和共鳴,更沒有機會檢驗自己理論在現實中的預見性,飽嘗了身前身后的寂寞。他擁有廣博的知識和深邃的思想洞察力,終其一生,圍繞這個主題,進一步求證,后來又出版了《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1957)、《達荷美和奴隸貿易》(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1966)、《人的生計》(The Livelihood of Man, 1977)等。

然而,伴隨經濟全球化,財富爆炸,資本暢通無阻地流動,特別是21世紀以來,金融危機、貧富懸殊、移民浪潮、環境惡化等經濟、社會問題愈發嚴重,冷戰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受到理論上的質疑,也在世界各地引發層出不窮的社會抗議運動,隨之而來的是右翼和極端勢力抬頭。2020年一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在“叫停經濟”、“社會疏離”(social distancing)、封城和“關閉邊境”的時刻,無論是在民族國家內部,還是在國與國之間,都爆發了新的更深層級的沖突,觀念的、權利的。社會撕裂、關系破裂,人心惶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它們是孤立事件,還是總體事件的各個局部?我們是不是又站在了一個大轉型的十字路口?接下來人類命運和人類社會的走向會如何?

 

《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進入中國是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馮鋼、劉陽);2013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采納黃樹民的修訂譯本(臺灣遠流1989)又出一版(書名譯為《巨變》)。二者依據皆為原作的2001年英文版。它的傳播得益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 Stiglitz)所作的再版序言。斯氏自1980年代來往中國,結有人緣。他在序言中寫道:

“波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

“R.M.麥基弗在1944版曾寫下一段頗具寓意的話:‘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了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都還只是存在于紙面上的構想計劃。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并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后來提出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在波蘭尼撰寫《巨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持自律性市場必導向高效率且均勻的資源分配這一論點。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

斯氏批評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說:“(他們)所謂經濟發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但這些都只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誤會了變遷(transformation)的本質,變遷所影響的乃是社會整體,而非僅限于經濟層面。”他也呼應了波蘭尼最后一章“錯綜復雜之社會中的自由”的論點,指出“在此地,免于饑餓與恐懼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蘭尼今日仍持續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提出,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在于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一平衡。”他還作了另一種假設:“假若波蘭尼今天撰寫這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

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版序言,出自社會學家麥基弗(Robert MorrisonMacIver,1882–1970),這位畢業于愛丁堡大學的社會學家,不僅沒有對波蘭尼在書中二十余次提及并質疑亞當·斯密(1723-1790)這位蘇格蘭老鄉不滿,反而說:

“波蘭尼沒有宣稱他是在寫歷史(writing history)—他在重寫歷史(rewriting history)。他不是帶著一束燭光進入黑暗角落的一處,也不是將其個人的信念理論化地制作成公共經典,而是,以其洞見和知識,投射出新的光芒,照見整個時代史無前例的改變過程與革命。”

波蘭尼一再講明“圖利”從未在人類經濟占據像19世紀那樣重要地位。他認為亞當·斯密將原始人視為傾向于以物易物、買賣和交易等的稟賦,而后由此產生的“經濟人”概念是不對的,“通過對早期社會的研究得出最明確的結論之一就是,人作為一個社會分子的不變本質”。而現代民族學家已達成共識:“(原始民族)缺少圖利動機;缺少以勞動取得報酬的原則;缺少最省力的原則;尤其最缺少基于經濟動機的獨特制度。”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前提有誤。這樣,他就動搖了人家的基石。他認為經濟學有雙重含義:一個是形式上的含義,即通常說的理性行動和決策的邏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如何理性選擇,使效用最大化;另一個是實質性含義,既不以理性的決策為前提,也不以稀缺條件為前提,僅指人類如何從其社會和自然環境中謀生,這個過程并不一定與效用最大化相關。

《大轉型》從國際體系的崩潰展開論述,繼而考察市場經濟的興衰,得出這樣的結論:

“19世紀的歐洲文明不是被野蠻人外在或內在的攻擊所摧毀的;其生機沒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而逐漸削弱,也沒有因社會主義無產者的革命或法西斯主義的低層中產階級的反叛而逐漸削弱。它的失敗也不是一般所謂的經濟規律的結果,如利潤率的下降、消費不足或過度生產。其解體是一全然不同之原因所致,即社會為了避免被自律性市場之行動滅絕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市場與一個有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間的沖突為19世紀提供了動力,并且產生了最后摧毀社會的緊張與壓力。國際戰爭只是加速其崩解而已。”

波蘭尼使用“市場社會”這一概念。他認為任何以市場或國家為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的哲學,例如一方面是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是國家社會主義,都可能是簡單化的。他自立山頭,沒有匯入20世紀凱恩斯與哈耶克辯論的主流。

若從“市場意識形態”出發,本能地拒絕或反對波蘭尼,未免有些輕率?!洞筠D型》綜合了波蘭尼幾十年來對經濟、社會學、政治和倫理等問題的看法。他運用分析性歷史調查方法,懷著“要為普遍的自由準則提供另外一種社會形象”的抱負寫作。即使批評也需要進入他龐大的知識體系,思想史和經濟史脈絡,同時也有必要追溯其身世、閱歷和教育背景。

卡爾·波蘭尼的忘年交,著名的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1909-2005年)在自己的回憶錄《旁觀者》中,有一章竟然是“波蘭尼一家”。在他眼中:

“波蘭尼一家是我所認識或聽說過的最有天賦的家庭。造就了他們如此杰出的原因是他們都投入了同樣的事業:克服十九世紀,尋求一個新的社會。這個社會將是自由的,而不僅是‘資產階級’或‘自由主義者’的;是繁榮的,而又不受經濟學支配;是公共的,但不是集體主義的。他們中的每一位,父親,五個孩子和母親,各自有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都在尋找相同的目標。……按照世界標準來衡量,世上沒有比他們更成功的家庭了。”

日本經濟人類學家栗本慎一郎在《布達佩斯的故事-探索現代思想的源流》中則發現:

“波蘭尼一家是20世紀初讓布達佩斯沸騰起來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家族,也是了解這段布達佩斯精神史最大的線索和鑰匙。”

“波蘭尼家族及周圍文化人的活動對匈牙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產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引發了1918年匈牙利革命,也一直延續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甚至冷戰結束后的今天。”

正是這個家庭賦予波蘭尼的精神氣質牽引了他這一生的工作。讓我們先來認識父親Mihaly Pollacsek(1848-1905)。他是匈牙利人,1870年代就讀于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位;之后前往愛丁堡學習,崇尚清教徒精神和自由精神。他承擔的第一個項目是瑞士聯邦政府鐵路,并設計蘇黎士火車站,修建多條鐵路。1880年代末,他定居布達佩斯,伴隨新興工業化,成為百萬富翁,后破產,1905年病逝???middot;波蘭尼結婚時給弟弟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的信中說:“(父親)是我生命中最強的力量”,而去世前他對女兒說:“我身上的那一點美好,是父親贈予我生命的禮物”。

母親塞西莉亞·沃爾(Cecile Wohl,1862–1939)是立陶宛人。她以塞西莉亞媽媽(Cecilemama)文學沙龍而聞名。在20世紀初期,匈牙利杰出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哲學家、社會科學家等都是她家沙龍的???。他們討論現代藝術運動、精神分析、政治運動等等。她的朋友中有像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等各個領域的前衛人物。她有廣泛的知識追求和野心。波蘭尼家的孩子從小就意識到社會問題是生活中重要而激動人心的一部分。邁克爾·波蘭尼說:“我在這個圈子里長大,夢想著偉大的事情。”卡爾·波蘭尼評價媽媽:“魅力無限,性格不可抗拒。”

他們視家庭為施以崇高教育的場所,讓每一位孩子接受西方現代教育,注重自律、美德、衣食節儉。孩子11歲前上私立學校,重點學習各種經典著作與世界文學,從小朗讀歌德、席勒、拉辛,高乃依,莎士比亞,彌爾頓等作品???middot;波蘭尼11歲進入布達佩斯最好的中學之一明達文科中學。他不僅智力不凡,體育也很出色,練力量、劃船、擊劍,還有國際象棋和舞蹈。1904年,他進入布達佩斯大學,主修法律,輔修哲學、政治學、現代史、經濟學及統計學等,1908年獲得博士學位。他可以熟練運用德語、匈牙利語、英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他說“(語言)讓學習世界的大門一直向我敞開”。家中兄弟三人按照父親意愿,第一個學位分別是商業、法律、醫學。

卡爾·波蘭尼的弟弟邁克爾·波蘭尼是聲名卓著的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從醫學、化學、物理到社會科學、哲學領域。在中國,他的知名度高過兄長,多部著作都有中文版,像《個人知識》、《自由的邏輯》、《科學、信仰與社會》、《社會、經濟和哲學》等。他的兩個學生和兒子約翰·波蘭尼(JohnPolanyi,1929-)是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波蘭尼兄弟感情極好,卻又在幾個重大問題上觀點迥異,以致于一度中斷通信來往。邁克爾·波蘭尼更為自由傾向,他是哈耶克朝圣山學社成員,連同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1902-1994)有朝圣山三劍客之稱。即便如此,他們彼此以最大的熱情關注和支持對方的工作。在《大轉型》問世前,邁克爾給哥哥的信中說“如此富有激情和說服力,帶著你的情懷”,其他任何人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

這個家庭女性成員的光輝被兩位卓越的兄弟給遮蔽了???middot;波蘭尼的姐姐勞拉·波蘭尼(Laura Polanyi,1882-1957)是匈牙利第一位女性博士,歷史學家。

而最值得說的是卡爾·波蘭尼的妻子伊洛娜(Ilona Duczyńska,1897-1978),波蘭人。她的美麗和革命者形象,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少女時代,她就是激進學生,參加社會運動,中學即被開除。1915年就讀蘇黎世技術大學,期間結識列寧和夫人魯普斯卡婭;1917年中斷學業,回布達佩斯,曾授命刺殺蒂薩(Tisza)總理;1918年1月被捕,以叛國罪判處數年徒刑;后在同年10月革命(匈牙利脫離哈布斯堡王朝)中獲釋,加入匈共產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期間,任職于人民外交委員會宣傳部,被招到莫斯科做翻譯,為國際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做準備;1920年在維也納認識波蘭尼,1923年結婚。1922年,因在文章中批評列寧被開除出黨,遂加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DAP),后也因反對意見而被開除。1929年她入讀維也納技術大學。納粹上臺后,她沒有隨丈夫去英國,而是留下來組織并擔任地下抵抗運動領導人;1936年才前往倫敦,后又被倫敦共產黨開除。二戰期間,她曾在英國皇家飛機制造公司任工程師,會開飛機。因為曾是共產黨員被美國禁止進入,與卡爾·波蘭尼長期兩地生活。伊洛娜通曉德語、匈牙利語、法語、俄語、英語,翻譯了有“匈牙利索爾仁尼琴”之稱的約瑟夫·倫吉爾(József Lengyel)的大部分小說。波蘭尼去世后,她將其遺作編輯出版,并將大部分作品翻譯成匈牙利語和其他幾種語言。

如此豐富的家庭文化背景多大程度地形塑了波蘭尼的身份認同及思想疆域,實在難以估量。波蘭尼自已這一生在五個國家有長時間生活經歷:自奧匈帝國(維也納、布達佩斯),到匈牙利、奧地利、英國、美國、加拿大。他的興趣不僅在思想理論上,也參與社會運動。

早在1908年,他在匈牙利自由思想家協會影響下建立伽利略圈(Galiue Circle),并擔任第一屆主席。這是一個有2000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俱樂部,每年組織演講和課程達2000多次。他們宣稱其首要使命是通過提升道德和傳播科學知識來改變匈牙利這片“荒地”。波蘭尼視伽利略圈為構成其“人生和思想中真正背景”的時期。1914年,他與“保守派自由主義者”奧斯卡·賈齊(Oscar Jaszi)等人成立國民資產階級激進黨并任秘書;一戰期間,他作為奧匈帝國軍隊的一名騎兵軍官在俄國前線作戰;1918年支持民主共和國;1919年流亡維也納,對紅色維也納時期的工人合作社、公共住房、免費醫療保健、選舉和繁榮的市政文化印象頗深。1922年寫出《社會主義會計》,參與米塞斯、蘭格等人發起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辯論;1924年至1933年,波蘭尼作為《奧地利經濟學家》雜志資深編輯,負責外交政策和國際問題;他在1920年代末的思想體現在《論自由》(On Freedom)一文,其中包括對于社會現象、社會根本性質的理解,成為往后終生思想工作的基石;1933年法西斯主義興起,他流亡英國,在工人教育協會謀得講師職位,教授經濟史、早期英國資本主義史,從而得以了解英國工人階層生活,在煤礦區進入工人家庭,采集口述史,其講義和研究也成為日后《大轉型》一書的素材。

1940年,經德魯克等引薦,波蘭尼進入美國佛蒙特州本寧頓學院,承擔“當代的轉型”系列講座,題目分別是:回顧19世紀、趨向綜合社會、國際體系的崩壞、美國是例外嗎、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秘史??恐蹇朔评栈饡赡曩Y助,他得以完成《大轉型》。這部著作并非與職業進取有關,是為公眾而寫。

妻子簽證屢屢被拒,波蘭尼甚至萌生過離開美國的念頭。然而,他還有維持家庭生計的考慮,何況在大學里便于靜心從事自己夢寐以求的研究。此后,1947-1953年他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的聘任;1950年代初期著手研究古代帝國的經濟體系,出版《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1957)。期間,他關切1956年匈牙利事件,站在反對蘇聯,支持改革者納吉·伊姆雷(Nagy Imre,1896-1958)一邊。直到退休之后,他才得以與家人團聚。他們先已選擇加拿大為安家之所,而此前則是靠往返通勤。1957年,波蘭尼患癌,但是晚年依然是他最快樂、最高產的時段。生命后期,他將全副精力傾注于關于人類困境的思考上。創立“共存”(Co-existence)雜志,這體現了他的政治觀:將共同人性放在最顯著的位置,拒絕彰顯各種特殊身份,倡導將政治統一與自由從國家層面擴展到全球層面。他說自己的這個工作是“我在呵護這世界上理性的種子……”這本雜志的創辦也是他與世界最為恰當的告別儀式。

不要忘記波蘭尼血液中的匈牙利馬扎爾人氣質。越到晚年,他越感到來自基因的呼喚。在去世前一年,1963年,他回到布達佩斯。他說從青年時代起,馬扎爾人的命運即型塑了自己的一生。但這絲毫不影響波蘭尼是世界主義者,他具有世界公民的生活方式:“我是一名世界主義者,支持每一種自由”,“哪里有圖書館,哪里就可以成為我的家”。1958年,波蘭尼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的生活就是世界性的生活–我生活在人類世界的生活中……我的工作是為亞洲,非洲,為到來的新人而做的……”

波蘭尼的豐富性也必然帶來矛盾性。他的傳記作者說:“正是這些沖突與矛盾,使他的工作與著作具有與眾不同的動人之處。”

“他愛上了一位布爾什維克人,卻蔑視布爾什維克主義;他是一位社會民主人士,卻蔑視社會民主正統思想;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卻控告經濟自由主義必須為其夢想的崩潰全盤負責。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任何侵犯人類尊嚴的事情都應該受到輿論的批判與現實的阻礙,但同時,他又堅定地為斯大林在蘇聯的統治辯護……他看起來有些道德說教—不能說有多刻板,但很喜歡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而充滿無拘無束色欲的《十四行詩129》是他最喜歡的兩首莎士比亞詩歌之一……”

此外,他是整體性社會科學思維,反對“經濟決定論”和革命理論。波蘭尼傾向于在所構建的理論框架中形成兩極對比;在給出實踐建議時,則傾向于對立面之間的調和或取中間路徑。那么,波蘭尼的理想社會處方是什么呢?簡單地說,“使經濟回歸合適的地方”。他認為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等等皆非孤立事件,而是社會統一性被破壞了。

有學者將《大轉型》與歐洲流亡在美國的知識分子所寫的其他四部著作進行比較: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埃米爾·萊德勒(Emil Lederer)《大眾狀態》(1940)、愛德華·海曼(Eduard Heimann)《自由與秩序》(1947)以及西奧多·W·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啟蒙辯證法》(1947)。盡管這些書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具有歷史意義,面向社會科學方法論,尋求對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新理解,具有穿透力。他們都敏銳地發現,文明崩潰、歷史轉型的根源不在眼前的法西斯主義直接歷史中,而是要從19世紀的長遠角度去發現。

如同殷海光在他所譯的《到奴役之路》自序中所言對哈耶克的認知:“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看到的波蘭尼,也是這樣一位學人。他們都著優厚的文化底蘊,廣博的知識,獨立而堅毅的品格,是關懷人類命運的思想者。也如殷海光言:“這本書……可能讓這里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

(本文在發表時,刪減了部分注釋)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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